文/朱勋

刘秀的兄长刘縯以汉高祖自居，常常取消刘秀有如汉高祖的二哥刘仲一般。确实，刘秀跟他大哥一心复汉的志趣不同，一度还有出仕新莽的想法，在太学读书时也不是乖宝宝，而是混成了社会人。

西汉太学的大发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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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学是中国古代的最高学府，其称谓各有不同，五帝时期的大学名为成均，夏代为东序，商代为右学，周代有东胶。又有一种说法，周代设立五学：东为东序，西为瞽宗，南为成均，北为上庠，中为辟雍。但这些都不是纯粹的教育机构，而是兼行祭礼、军礼、学礼、养老、习射、尊贤之礼的场所。

名副其实的太学起自西汉。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独尊儒术之后，开始在长安建立太学。最初太学中只设五经博士，置博士弟子五十名。博士弟子学习若干年后，经考核，一般可在任郡国文学的职务，优异者可授中央或地方官员。

从汉武帝以后，太学规模逐步扩大，科目及人数逐渐增多，开设了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易》《左传》《公羊传》《谷梁传》《周官》《尔雅》等课程。汉元帝时博士弟子达千人，汉成帝时增至三千人。

因为毕业有可能做官，太学的扩张速度很快

汉平帝元始三年，居摄的王莽进行了教育改革，除中央太学以外，又在郡国设“学”，在县里设“校”，在乡里设“庠”，在乡下设“序”，大有普及国民义务教育之势。元始四年，朝廷选取伊尹的官职“阿衡”、周公的官职“太宰”，发明出“宰衡”这个新称呼，授予王莽。

既然做了伊尹周公，就要担负起制礼作乐的重任。王莽奏请恢复上古的明堂、辟雍、灵台，为学者们建起广厦万间，在五经以外加入失传已久的《乐经》，六经博士增加至三十人；广征天下学有专长者，包括经学、历史、天文、图谶、音律、月令、兵法等，前后多达数千人。博士弟子，或称太学生名额，更是激增至万人规模。

王莽此举一则是自己服膺儒学，为了构建心中的理想社会，需要大量储备人才；二则是笼络知识分子，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。政策本身是没有问题的，但将儒学视作灵丹妙药的王莽，没能以实干精神治理好国家，推动真正的社会进步。

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，长安太学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，最终灰飞烟灭，成为一堆瓦砾。

走不通的仕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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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时间推算，元始年间王莽大兴学校之时，刘秀九岁左右，正在萧县叔叔家。正值学龄的他，应该对这一套教育体系并不陌生，甚至可能在县“校”里读过书。

起初刘秀与大哥刘縯志趣不同，在家操持农事，结果被大哥敲打，“常非笑光武事田业，比之高祖兄仲”。其实这话情商很高：一是说刘秀，咱们是高祖的子孙，别越长越没出息；二是说自己，以当年高祖刘邦自比；三是照顾二弟刘秀的面子，不说今人说古人。

不过刘秀对新莽朝廷还是抱有幻想的，便打算效仿父亲和叔叔，再走仕途，而入太学不失为一种捷径。他在长安期间，因为看到执金吾出行的盛况，感叹道：“仕宦当作执金吾，娶妻当得阴丽华。”这种不经意间说出的话，往往是一个人内心的真实想法。

新莽太学还是培养出不少人才的。比如范书《循吏列传》中的任延，十二岁便入太学，通晓《诗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三经，轰动一时，太学中称之为“圣童”。后来他在更始政权任会稽都尉，在东汉初年又任九真太守、武威太守，推行教化，移风易俗，御匈奴复民业。另一位被称为“圣童”的叫张堪，本传中只说他“受业长安”，而结合《朱晖传》的记载，可以确认他果在太学。

刘秀与张堪早有相识，即位后先是任命他为宫中谒者，又派他押运粮草马匹，支援吴汉伐蜀。走到中途，刘秀有意提拔，追授他为蜀郡太守。当时吴汉粮尽打算退兵，张堪力主决战，并取得了最终胜利。攻破成都后，张堪封存府库，造册上报，与民秋毫无犯，遭受战火之苦的蜀郡得到休养生息，人心大悦。

两年后，张堪离开蜀郡之时，两袖清风，只有一辆破车、数个布囊而已。随即他调任渔阳太守，赏罚必信，深受官吏百姓拥戴。不久两万匈奴骑兵入寇渔阳，张堪主动出击，大获全胜；又在狐奴县（今北京顺义境内）开辟稻田八千多顷，劝民耕种，一郡富庶。

刘秀在太学还结识了不少同学，有邓禹、庄光、强华、韩子等。邓禹出身新野邓氏，十三岁就能背诵《诗经》，也在长安游学（未明确记载在太学）。邓禹见刘秀绝非常人，就与之交好，日后成为刘秀经营河北的谋主。

刘秀的谋主邓禹是他在太学的老相识

时光到了地皇年间，新莽政权政治混乱，天灾横行，绿林赤眉起义已成燎原之势，像任延、张堪、邓禹这样的优秀人才，也不得不赋闲在家，明珠暗投，更不用提那些水平一般，在历史上籍籍无名的太学生们，更是白白浪费了大好青春。

而人心正是这样：如果起初什么也没有，他们也不会计较，但如果先给他们希望，又让他们无路可走，那么曾经的支持者，就会摇身一变，成为反对者。

刘秀是个社会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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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秀就属于水平一般的太学生，范书中说他“受《尚书》，略通大义”，这可能是他书生形象的的来源。但《东观汉记》的笔法显然更加老辣， 说他“高才好学，然亦喜游侠，斗鸡走马”，既拍了皇帝马屁，又不失实地勾勒出一个更加立体的社会人形象。

事实也正是如此，他的太学生涯并非一无是处，增长了学识和见闻，结交了同学和朋友，这对他以后的发展裨益良多。

比如刘秀和他上铺的兄弟韩子。唐朝的白居易有一则轶事，即“长安米贵，居大不易”，想必同为帝都的新莽长安也是如此。日常食宿和社交的开支很大，家里又不是特别有钱，刘秀似乎继承了外公的经济头脑，开始了勤工俭学。他们一起商量，凑钱买了头驴，然后租给别人。当时上等人乘车，二等人乘马，而驴是穷人的代步工具。假如有天使投资的话，刘秀将成为共享单驴创始人。

刘秀的一位老铁经常来往于长安、南阳之间，他是宛城人朱祜（或写作祐）。朱祜的母亲是复阳刘氏，与刘秀既是远亲也是近友，恨不得穿一条裤子，他俩曾在长安“买蜜合药”。是药三分毒，没有系统学过医术的他们，顶多做一些治头疼脑热的药，或者干脆就是安慰剂大力丸，所以江湖医生“疲门”不妨拜刘秀为祖师爷，高端大气上档次。

这些还都是小打小闹，不久刘秀就做了一单大生意。他在长安尚冠里租了一间大房子，专门接待从南阳进京办事的大小人物，利用近水楼台的优势，打探消息，收取费用。将其比作驻京办并不合适，但比作明清时期的会馆还是恰当的。没有一定的人脉和活动能力，定然是做不来这些的。

刘秀读书的时候就已经很社会了

如果没有后来的光武帝，刘秀可能会有一个可以吹一辈子的牛，跟当朝大司马见过面、办过事。由于政治混乱，当时地方上有很多钱粮租税方面的纠纷，原舂陵侯刘敞就托刘秀，到大司马严尤府上申诉一笔租粮两万六千斛、刍稿数万钱的官司。正巧朱祜也替舅舅到长安找严尤申诉，便结伴而去。

大司马主管军事，按朝廷规制不该管钱粮租税，所以我们应该明白，这是托关系走后门。由此可见，刘氏宗亲虽然失势，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在中央和地方还是有较大影响力。

严尤出府时，看见刘秀相貌堂堂一表人才，还停车跟他寒暄了几句，而对旁边的朱祜视而不见。刘秀这样一个“普通”太学生，走后门能走到国防部长家里，还跟国防部长本人谈笑风生，这是一般人想都不敢想的。

所以，刘秀不是什么“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读圣贤书”的书生，而是一个地道的社会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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